朱嘉明：杭州模式是中国AI突围的战略范式

2025-05-07 6981

2025年4月24日，“改革四君子”之一，莫干山会议发起人之一，经济学家，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朱嘉明在第九届万物生长大会上发表题为《AI时代的竞争和杭州模式》的主旨演讲，勾勒出一幅全球AI技术革命与文明竞争的全景图。他指出，当前AI技术已进入“超速迭代期”，正在成为一种超级存在。中国的“杭州模式”开辟一条独特的创新路径，成为全球AI竞争的一个关键新变量。

第九届万物生长大会·朱嘉明演讲

2025年势必是AI发展历史的转折年：AI技术全方位开始从“工具”到“执行者”的转型。首先，全球百亿参数大模型数量从2024年的200个激增到现在的350个，增长率高达75%；多模态推理能力和复杂推理能力， OpenAI的o3模型突破多模态推理边界。其次，AI的基础结构正在加速改善和强化，集中表现在AI专用超算、量子-经典混合架构，量子算力的突破。微软Majorana芯片加速量子计算机商用进程。中国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在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真机上，代表量子计算机已进入AI实战阶段。第三，自主智能体发展，具身智能和工业机器人正在进入到爆炸阶段。第四，AI正在改变传统的科学研究方式，重塑科学边界，AI科学家将参与科技革命。从2025年开始，不是科学决定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人工智能决定科学的发展，人工智能引发了工具的革命，也将决定着科学所有的发展方向。

朱嘉明揭示，从全球视角看，北美、欧盟加英国、亚太的中国加日本和韩国构成了AI竞争的三大区域板块，并且正在形成彼此之间的AI领域的“比较优势”。例如，美国在AI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方面具有优势，欧盟关注量子计算和伦理标准制定，中国的大模型的产业应用和工业机器人处于领先地位。因为人工智能需要强大的科研基础、高质量的科技人才、巨额资本，以及广阔的应用场景，AI技术垄断程度远超工业革命时期的任何技术垄断，所以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没有参与AI领域竞争的资源和能力。

在演讲压轴部分，朱嘉明系统从DeepSeek现象和科技创新高地战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共振机制、信息效率与价值共识的融合突破、”杭州六小龙“与有机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全球视野下的杭州新坐标5个维度阐释了杭州模式及其意义。

朱嘉明特别强调，杭州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千年商业文明积淀转化为数字时代竞争优势。当中国量子计算机运行十亿参数模型，当工业机器人渗透率达美国7倍时，这种“文化基因+制度创新+技术转化”的范式，不仅打破西方“基础研究先行”的路径依赖，更开创了后发国家技术赶超的新模式。《杭州模式：DeepSeek与中国算谷》专著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正从技术跟随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型，其可复制性或将重塑全球AI创新版图。

在AI重构人类文明秩序的今天，杭州给出的不仅是技术方案，更是一种文明形态的启示。

以下内容为朱嘉明为《杭州模式：DeepSeek与中国算谷》撰写的序言，以飨读者。

2025年春节前后，在中国发生了一桩现象级事件：一家成立于2023年7月，仅仅有一年半历史的大语言模型研发公司DeepSeek（深度求索）于2024年12月26日发布通用的大型语言模型DeepSeek-V3，且于2025年1月20日发布了用于处理复杂逻辑推理任务的DeepSeek-R1，在数周之内，形成了人工智能理念、体验与应用的大智慧和普及化冲击波，DeepSeek这个英文名字几乎做到了大众皆可正确发音的地步。2025年的春节因此深深打下了DeepSeek的烙印。几乎与此同时，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形成了对DeepSeek的群体性关注，因为其大模型影响了人工智能产业的格局和生态。

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桩现象级的事件发源地是杭州。“杭州六小龙”的名字进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除了DeepSeek之外，还有游戏科学，最为人知的产品是《黑神话：悟空》；宇树科技，专注人形机器人开发；云深处科技，聚焦四足机器人和全地形越野机器人开发；强脑科技，致力于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解决方案；群核科技，以GPU（图形处理单元）集群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底座的空间智能企业。

于是，一个事实上早已形成并得到深度发展的杭州模式，很快成为各界关注和思考的新热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信出版社推出刘典和胡宇东合著的《杭州模式》一书，该书基于充满生命力的“杭州六小龙”等案例，全方位和系统性阐释了处于科技前沿的杭州模式。这本书因时代呼唤得以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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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杭州模式，需要先重新理解“模式”这一概念的复杂特征。一般来说，模式既可以从哲学和科学角度抽象描述，如各类经典物理模型；也可以通过经验归纳形成具备现实指导意义的框架，如经济发展模式或多元政治模式。无论是抽象性的理论模式，还是经验性的实践模式，都是特定元素的集合体，并在理论与实践、现象与本质的互动中不断被检验、修正与演化。因此，模式具有可重复、可复制的基本特征与应用价值。

这本书试图揭示其纵深结构，呈现五个嵌套层级：全球创新体系、国家竞争格局、杭州模式本身、城市战略路径，以及微观企业行为。在这一结构中，杭州不仅是承载国家战略的城市单元，也是在全球竞争中谋求突破的创新节点。因此，认识杭州模式，既需要宏观视野，也离不开微观层面的观察，二者结合，方能理解其内在逻辑与演化动力。

第一，这本书从宏观视角解构杭州模式。杭州模式是一个涵盖文化基因、制度创新、信息效率革命、科技生态、全球坐标、科技竞争和模式出海等要素的综合性经济社会系统，这样的经济社会系统框架突破了传统经济模式研究中局限于政策组合或产业扶持的同质化思维。不仅如此，这本书特别强调了杭州模式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与系统演进，“不是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演化。它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需要技术、制度和文化的有机融合，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优化”。因此，在杭州模式的深层结构背后，是一个具有历史底蕴与发展张力的“杭州逻辑”，它支撑着从“杭州制造”到“杭州创造”的跃迁，推动其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重要枢纽与制度创新的前沿。

第二，这本书基于企业生态，对杭州模式做了独特微观透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对象主要是企业。杭州是中国科技企业密度最高和数量增加最快的地区。企业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2月，杭州现存企业102.5万家，其中民营企业现存量达100.3万家，在杭州企业总量中占比超过97%。近10年来杭州民营企业存量稳步提升，已从2015年末的41.2万家提升至目前的100.3万家。杭州科技型企业现存量约为1.9万家，其中科技型民营企业存量约为1.8万家，占比达93.25%。基于这样的企业生态，以DeepSeek为代表的“杭州六小龙”脱颖而出，完全符合“大数定理”。“DeepSeek的技术突破源自三大核心要素的协同创新：一是算法架构的创新，例如HAI-LLM并行框架（高效且轻量级的框架）；二是算力的优化，依托城西科创大走廊的超算支持；三是数据应用的深入挖掘，聚焦垂直领域场景。”“DeepSeek是在算法上实现了重大突破，通过提升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效率，打破了原有的‘算力堆积思维’。”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没有由成熟企业集群构成的坚实微观基础，就难以支撑健康而有韧性的宏观经济运行；同样，缺乏战略性的宏观制度设计与政策支持，也无法催生持续涌现的微观经济创新。杭州模式正是这两者良性互动的典范，它不仅在微观层面孕育出大量富有活力的创新型企业，也在宏观层面展现出清晰的战略定位与制度优势，进而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维度的深度耦合与协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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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模式的本质是创新。杭州模式就是杭州创新模式，更确切地说，杭州模式就是高科技创新模式。因此，这本书对杭州模式进行了具有历史深度的拓展，展现了杭州模式的动态演进过程。

第一，构建价值共识体系。在杭州模式中，价值体系是前提和基石。杭州模式不仅关注技术和制度层面，还深入探讨了价值共识体系如何为创新提供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包括“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包容共享和长期主义”等维度。这种将价值观层面纳入创新系统的视角，体现了对创新内在驱动力的深刻洞察。此书明确写道：“DeepSeek的成功在于它建立了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价值体系。”

第二，坚持信息效率革命的中心地位。信息效率被视为创新速度决定性变量。因为杭州实现了“三化一智能”（数据透明化、流程标准化、决策可视化和服务智能化），建立了完备的公共数据基础设施和数据治理体系，所以可以不断开拓杭州特有的产业创新的时空维度，进而通过“杭州的数据共享体系使信息能够更加完整、及时地触达需求方，将信息从封闭的‘孤岛’转变为开放的‘湖泊’，为创新决策提供更加充分的信息基础”。

第三，推动数据要素的市场化。在数据产权制度方面，《杭州模式》记录的数据收益分配机制创新，构建了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杭州方案”。如根据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发布的公共数据开放目录，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将开放交通、医疗、教育等12大类132小类脱敏数据，企业可通过杭州数据交易所申请使用，形成数据供给者、处理者、应用者的价值共享链条，这种制度设计既规避了完全公有化陷阱，又防止了平台垄断弊端，为构建数据要素驱动的创新系统提供了制度样板。

第四，创新生态的自组织机制。杭州创新系统的生命力具有“热带雨林”式自组织特征，其主体协同网络并非均匀结构，而是“在政府主导的创新基础设施上，市场主体自发形成多元共生的创新群落”。这种非均衡演化模式，“通过硬科技突破形成产业链闭环，通过建立五大产业生态圈的‘5+X’产业政策体系，促进资源要素保障加快推进，不断用政策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这解释了为何头部企业（如阿里云）的技术溢出能产生“一技术多场景”的裂变效应，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异质性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注脚，与深圳模式强调的强产业规划形成鲜明对比。

第五，形成动态平衡的政府角色观。杭州模式突破了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思维，提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有机社会三元互动”的协同治理模式，强调“有效市场提供基础性的激励和资源配置机制，有为政府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和战略引导，有机社会则提供多元化的关系网络和自组织能力。三者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协同系统”。作者通过实证研究，刻画了政府角色在杭州模式中的三阶段演进路径：从制度供给者转变为生态维护者，再演变为风险防控者与价值引导者。这一动态视角不仅展现了地方政府在产业治理中的角色转型，而且进一步揭示了政企关系随创新阶段推进而变化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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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理论视角切入，杭州模式可以被视作“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的一种创造性实践。该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库克于1992年提出，历经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区域创新系统研究专注于在区域内建立和加强知识与创新网络，涵盖企业、大学和政府之间的互动，目标是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通过技术知识和创新成果的溢出效应推动经济增长。第二阶段，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和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和深化，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强调根据不同地区的独特特征与需求量身定制并实施创新政策。第三阶段，区域创新系统完成向解决重大社会挑战和促进相关区域转型的转变，突出了区域创新系统在社会技术变革中的作用，以及在不同尺度上整合资源以促进区域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发展。

杭州模式无疑彰显了上述三个阶段的核心特征：在地方范围内构建了企业、政府、大学与社会多方参与的创新网络，实施了符合自身特色的制度性政策支持体系，同时肩负起引领数字化转型的重任。然而，它并未止步于此，在理念、机制与实践路径上，已经对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构成了多维度拓展与超越。

第一，杭州模式和重构创新要素配置。基于信息时代逻辑、数字经济规律和人工智能技术，杭州通过数据平台实现日均500万条数据的实时交换，构建起覆盖长三角的“数字创新走廊”，其“数字穿透性”能力使创新要素的流动半径从传统的50千米扩展至300千米，重新定义了区域创新系统的空间边界。

第二，杭州模式和跨域网络。支撑杭州模式的是一个密集的产学研合作网络。该网络的基础设施是算力体系。“截至2023年6月，杭州已建算力规模占浙江全省的52.6%”，“杭州还与阿里云合作开发‘算力银行’等，通过允许企业按需租用闲置算力，促进了剩余算力的充分利用”。该网络涵盖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维系不同领域协调发展，如党建、医改、数字媒体、创业支持、各类公共设施以及应急响应系统。在杭州的跨域网络中，资本网络地位尤其重要，杭州模式所呈现出的创新特质得益于资本网络所提供的稳定资金支持。

第三，杭州模式和制度创新。传统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强调地理邻近性和制度厚度的决定作用。杭州模式将制度创新放在与技术创新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上，通过持续的政策和制度改革，跨越多个层次，形成从市政府倡议到区级执行，再到研究机构运作、企业参与以及个人创业者融入的机制，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平衡创新活力与风险防控，超越对于制度的单一层面理解，丰富了制度厚度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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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杭州模式的独特优势，这本书也做了相当接地气的探讨。杭州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独特优势。

第一，文化基因。杭州的文化基因主要追溯到南宋。“南宋时期的商业文化基因，深刻影响着现代杭州的发展轨迹。从古代的丝绸、茶叶贸易，到如今的电子商务、数字科技，创新的源泉往往藏在文化价值共识的根脉里。”特别是，“而今杭州集聚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等学术殿堂，正是千年崇文传统的现代延续”。

第二，区域位置优势。“杭州地处长三角南翼，地理位置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从空间布局来看，杭州与长三角核心城市上海、南京距离适中，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系又各有特色的经济三角。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使杭州既能充分承接上海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又能与南京的科教资源优势形成互补。”

第三，文化基因与地理区位的耦合。这种耦合有两种方式。其一，来自杭州历史的自然进化的耦合，形成特有的浙江商业文化和浙商精神。长期主义就是浙江商业文化和浙商精神融合的一种典型体现。“长期主义文化是杭州价值共识的重要特征。不同于短期利益驱动的投机文化，杭州的企业家和创新者普遍表现出对长期价值的追求和战略耐心。”其二，来自国家及地方政府发展政策所形成的耦合。例如，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杭州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提供了政策依据，凸显了杭州的区位优势。杭州也因此正在成长为长三角区域创新发展的关键增长极，以及国家区域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支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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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5年的全球大环境下，全面认识杭州模式的价值与面临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杭州模式的独特性和价值。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和世界不断出现以地区命名的模式。仅以中国为例，就有过“温州模式”“苏州模式”“深圳模式”“合肥模式”，各具特征，彼此竞逐。这本书对杭州模式的独特性做了如下的总结：“合肥、深圳、杭州在产业政策方面的差异在于，合肥以政府资本驱动战略性产业，深圳以国有资本市场化机制运作快速响应需求，杭州则以长期主义政策的可持续性与透明度构建平台以实现企业的自由发展和持续创新。”杭州长期构建的“制度-平台-生态”三位一体和“信息效率+价值共识”的创新体系，实现从电商兴起、数字经济壮大到科技创新引领的多阶段跃迁，成长为中国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重镇的成功经验，不仅为中国其他城市提供了路径样本，还为全球科技创新生态的制度设计与政策选择贡献了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经验。

第二，杭州模式在全球科技领域的定位。在人工智能的带领下，全球科技领域开始形成全新的分工体系，形成与传统产业不同的科技产业供应链和价值链。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柱产业的杭州模式，必须选择在全国和全球高科技分工中形成比较优势。这本书描述了杭州在半导体产业链的布局，揭示了新兴科技城市的“非对称竞争”策略。杭州通过对RISC-V架构（开源指令集架构）开源生态的培育，在物联网芯片设计领域形成差异化优势。这种基于开源指令集的创新模式，正在重塑全球半导体价值链，而这种“架构级创新”，使杭州绕过了传统技术路径依赖，在边缘计算芯片市场获得更多的全球份额。

第三，杭州模式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2025年，全球科技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人工智能和接踵而至的量子科技的加速发展，以及对医疗、教育和金融等行业的重塑，通过增强决策能力和提供个性化服务来推动创新和增长，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未来迈进。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开拓并维系在不断推进的科技前沿领域的分工优势，如何应对科技领域日益加剧的严酷竞争，是杭州模式要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是，分析了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和国内创新环境变化对杭州模式的挑战，尤其关注美国对高性能计算资源与先进半导体的出口管制政策如何影响中国科技企业发展。在全球范围内，20世纪70年代已经全面崛起的美国“硅谷模式”无疑提供了一个参照体系，对此，这本书提出，杭州模式不同于硅谷模式那种极端自由市场下的“自然演化”，而是一种以制度稳态为土壤、以平台驱动为主干、以生态演化为枝叶的“温室型”创新系统，可以在技术浪潮中及时适配和稳定进化。在如此不确定的时代，杭州模式最终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唯有在持续演化中保持开放性、韧性与系统灵活性，方能在下一轮科技周期中延续其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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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风险的时代，唯有相信和践行长期主义，正视科技加速主义的现实逻辑，将技术创新置于一个关系国家未来发展的高度，才能在更广阔的“技术-经济-社会”系统中，构建起多层次、多维度的创新协同机制。这种机制不仅是对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的深度延展，更构成了一个全面、深刻、富有洞见的区域创新系统研究范式，进而实现了基于创新的真正价值共创。正如经济学家詹·法格博格所言：“我们表明，对于成功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运作良好的创新系统和良好的治理。”

《杭州模式》一书的价值正是，在关键时刻揭示了杭州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也为全球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探索与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杭州不仅属于浙江，也属于中国和这个瞬息万变、奔涌向前的时代，正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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